放下身段就对了

——话剧导演郭涛在《开讲啦》第81期的励志演讲稿

来这儿之前有点紧张，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叛逆者，一个愤怒青年，对很多东西都看不惯，有自己的想法。我记得当时上大学的时候，最爱好的几件事情。第一：我喜欢摇滚乐，因为那个时期，中国的摇滚乐风起云涌，我们会感觉到非常地刺激和亢奋，我听到那些音乐后就会很躁动。我记得听平克·弗洛伊德《迷墙》的时候，我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骚动，我为什么要那么愤世嫉俗，那么生气？还有就是喜欢跟我的一些哥们儿、好朋友们一起排演实验戏剧，我们认为实验戏剧就是反叛，就是把传统的戏剧反过来，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的一种想法，一种爆发。

我记得当时排演一个校园戏剧，也叫实验戏剧，叫《等待戈多》。那个时候，非常地穷，真的穷得可以说叮当乱响。一千块钱演出一个话剧，你们相信吗？我们这些哥们儿，晚上饿得实在不行了，大家就用一个大锅来煮方便面吃。可能石头喜欢方便面，就是因为遗传我这一部分吧。方便面也没有什么营养，然后在里头随便打几个鸡蛋，没有菜，我们就翻墙出去偷菜，偷完菜回来以后，把外头的白菜帮子全撕掉，把里头的菜心拿手一抓，就放锅里煮，感觉非常地香，非常地好吃，那是我吃到最好吃最好吃的面条。

那种经历虽然很辛苦，但是大家确实是在一种很亢奋的创作状态里去做事的，当然的确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，尤其是很多的女孩子。就觉得你们这些人太厉害了，居然不吃饭还能够天天排演出这么好的戏，自己感觉到很荣耀，还有很多的满足感。

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又非常顺利地跟张艺谋导演、冯小刚导演合作了几部电影。我的起点很高，所有人都对我敬而仰之，把我当成戏剧学院的一个奇才，我的老师们都说，下面的同学你们看一看，这就是我教出来的学生，他现在怎么怎么样。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在一种不可思议的、莫名其妙的荣耀和自尊心的满足里生活。

记得当时我住在一个非常小的平房里，那是我们单位分的宿舍。排队的那些采访记者，大概(多到)拐出胡同来，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有一种很骄傲的感觉，觉得我终于出名了，我终于长大成人、证明自己了。但是到了大概不到三十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中国电影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低谷，很多的片子来找我，是我不太满意的，也是不想接的。

我记得有一次是一九九几年的时候，我在上海。有一个戏我是（同时）演了一个哥哥和弟弟，是双胞胎，非常有意思的哥哥在上海滩是白道，弟弟是黑道。两个人在互相地打，那我白天拍哥哥，晚上拍弟弟，这样没完没了地一直在拍，结果拍到后来，我说，不行导演，我坚持不住了，你让我休息一下好不好?好吧,晚上回去睡不着觉,自己一个人走在上海的小街道上,没有任何人,买了一点啤酒,一边走一边自己在想,我白天演哥哥,晚上演弟弟,我是谁?那时我真不知道我是谁,我郭涛到哪里去了,所以当时我的精神状态，大概就是这样的，有点找不着自己，有种迷茫的感觉。

可能在座的朋友都不知道我是一个离异家庭的孩子。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，（家里）更多的是争吵打闹，我不知道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，我未来的情感是什么样子，非常迷茫，有的时候也很痛苦。我想可能这种迷茫一直延续到我大概二三十岁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，自己的另外一半，自己的很多很多的想法是怎么样的。可能是因为前面的工作给我带来的那种荣誉或者是收获，太迅速，太快了。我在这种迷茫的过程中，好像真的找不到一个途径，总感觉自己前面是黑黑的一条道，始终往前走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是自己不停地一直要努力地往前走。

我记得有一次孟京辉来找我，他想排一个话剧，在1999年的时候，话剧的名字叫《恋爱的犀牛》。我那个时候在开一个酒吧，因为我喜欢喝酒，总是想在那种比较迷茫的时候，用酒精的方式来刺激自己，让自己睡着，让自己麻木一点。每天把自己喝得烂醉，晕乎乎地回家，好去忘掉自己在当时的烦恼。我看到孟京辉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在酒吧的舞台上跳舞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在跳，一个人跳了一个多小时。跳完以后，我满身是汗，其实更多的是泪水，那个时候孟京辉拍着我的肩膀，他说，2000年新的世纪，马上就要到来，我们难道不做点什么吗？你就想天天这样去喝酒，天天在这样一个灯红酒绿的环境下宣泄自己吗？你原来对于戏剧、对艺术的追求，到哪里去了？说得我好像感觉有点毛骨悚然，因为确实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都不是太好。我就在想，那么我们排演一个话剧吧。这个话剧我不是为你，也不是为我。也许是在为我的心中的那个人，去较劲，去做一件事情，来证明自己吧。

那个戏，到现在为止对于我来说，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愤怒，一种宣泄。就像在剧中的马路，这个人物一样，女孩子不爱你，你为什么还要没完没了地去追求她，其实就是好像自己跟自己在较劲。新世纪来临了，一切没有改变，过去是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子。我说我该怎么办，下面，还要去再排演一些你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吗，还是随波逐流就这样走下去？

2006年年初的时候，又遇见了我人生当中，非常好的一个哥们儿，那就是宁浩导演，于是乎就出现了《疯狂的石头》这部作品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第一次见面交流的时候，他在不断地跟我讲戏，他说哥们儿，你来演这个戏吧，你是我见过最牛的演员，我是看着你戏长大的。说了一个多小时以后，我脑子飞了，我就在想，他跟我说的这个戏，我怎么好像似曾相识啊，这个角色，好像就是为我写的似的。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，你不是就是想要做这样的戏吗？你不是就想干这样的事情吗？有这样一批好哥们儿，大家一块儿去努力做嘛，自己想飞了，想开了。后来脑子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导演说大哥，你觉得这戏怎么样，我说好，但是我没听懂，我说不过没关系，我很喜欢这个戏，我们来一块儿玩吧，他说好吧，那就一块儿玩吧。

于是乎我们就开始干了，那个戏只有三百万，所有的人不计片酬，每天都在一种非常开心快乐的，非常放得下、放得开的情绪里去创作，跟黄渤、桦哥，我们一起吃火锅，然后出去蹦迪，喝酒。后半夜说拍你的戏了，直接杀过去拍戏，所有的东西都那么的放松、自然、开心，没有想过任何的外在东西，说我要在这个戏里，多么的出名，将来我在颁奖礼上要说感谢谁谁谁，从来没有想过那样的话，从来没有想过。

我们自己掏钱租了一个酒吧，动员所有身边的业内人士说来看这个戏，给我们做做宣传。那时候感觉，就像是我重新开始起步，从我第一部戏那样的一个起点开始做起，一点一点地把《疯狂的石头》展现给了大家。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，我跟我的这帮哥们儿，结下了一生的友情，可以说我现在跟黄渤、跟宁浩我们可以不再见面，我们平时也不打一个电话，但是只要宁浩一个电话，你让我演一个死尸我都愿意，真的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关于我情感的归属，我一直非常地纠结，也非常地拧巴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见到了我现在的爱人，她是一个学理工的。这在我过去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一种人群，因为我是搞艺术的嘛，搞艺术的人一定是（生活）在一种鲜花，浪漫，音乐，掌声里。而她呢，往往我跟她讲，哇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时候，我说你能明白吗，她说你喜欢就好。最有意思的一次经历就是，我跟我母亲的关系虽然很好，但是难免会母子之间会有一些矛盾。有一次我在开车出去的时候呢，我的女朋友在后面，我母亲在我的旁边，我开着车，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争吵起来了。可能因为我们都是搞话剧的，声音比较响亮，然后跟她越说越激动，而且有点危险，在三环路上。这时候我通过反光镜，看了一下我老婆，我后来的老婆，她（居然）睡着了。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一个（女孩），好像、也许是老天爷，给予我们的安排，碰到了她这样一个非常温柔、体贴的，能够懂你的心的，而且能够融化你的这样一个女孩子，我感到我很幸运，真的。

一个男人的成长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种精神来寄托的。比方说，你有特别拧巴的时候或者是特别有奋进、有想法的时候，一定要放下架子，放下包袱，努力往前走。但是我不希望大家去较劲，因为我就是一个较劲的人，我用十年给我换来的经验，在这里，也许可能对某些跟我同样经历的朋友们会有所启迪，有所帮助。生活不能够较劲，放下来才能够走得更长远，平实的生活才能让你感受到真实的情感；爱人不一定是非要轰轰烈烈，山盟海誓的，适合你的就好，谢谢大家。